1936年到1939年，当中国在日本法西斯肆虐下挣扎时，有一批中国人志愿前往西班牙抵抗德意法西斯，与其他各国志愿军一起和当地反法西斯军民并肩作战。但是，他们的身份和故事却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。    

　　半个世纪后的一次偶然机会，一对旅美华裔夫妇倪慧如、邹宁远发现了西班牙内战时中国人的身影，在历史的尘埃中，如彗星闪过。他们是谁？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？为什么没有人知道？为什么查不到资料？这对科学家夫妇决定追寻先人足迹，发掘这些勇士的事迹，填补历史不该留下的空白。最终，他们历尽十余年，八方求索，终于完成这本《当世界年轻的时候———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（1936～1939）》一书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　  扭转“自扫门前雪”的中国人形象

　　邹宁远、倪慧如夫妇成长于台湾，上世纪70年代初留学美国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。夫妻二人的这场找寻，与一部名叫《正义之战》的西班牙内战纪录片有关。在这部纪录片里，倪慧如和邹宁远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、不曾想象的“国际主义精神”。不过，夫妇二人最初并未在片中发现中国志愿军的踪影。只是因为感动，他们开始有意留心有关志愿军的消息。    

　　1986年，正值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50周年，美国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志愿军“林肯旅”出版了一本纪念册。在查询纪念册中的美国参战者名单时，邹宁远、倪慧如意外发现了三个中国人的名字—Dong Hong Yick，Chi Chang以及Edwin Wang。    

　　“我们怎么也不会料到有中国人参加，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！他们到底是谁？”即使现在谈起这个发现，夫妇俩还是难掩心中激动。但当他们采访相关美国参战老兵时，却没人能回答得出关于中国志愿军的更多消息。但故事并未结束。因为采访美国老兵，夫妇二人与“林肯旅”的老人们熟络起来。邹宁远受邀与老战士们同去西班牙，纪念国际纵队撤退50周年。    

　　在这次西班牙之行中，奇迹出现了。“一次会议散会时，人声鼎沸。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。我回头一看，是个陌生的老先生，矮胖的身躯，泛红的四方大脸，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：我有个朋友知道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。”邹宁远回忆道。    

　　五天后，在这位老先生的家里，邹宁远听到了那位名叫Yick的中国志愿者的事迹，并在《正义之战》里发现了他的身影。“那个镜头一闪而过，老先生把画面停住了给我们看，才发现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国人，有中国南方人的轮廓。”    

　　“很多朋友听说我跟宁远在寻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军，总会问这个问题：为什么？”倪慧如的解释非常简单，“怎么可能不被这场非比寻常的战争吸引？我们一直生活在美国，大家对华人的印象永远是各人自扫门前雪。可是当我们了解到，

　　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中国人自顾不暇的时候，还有人去西班牙做志愿军，才真正感到我们不是别人以为的那样，我们中国人也会关心国际社会。” 

　　“华工”类与“知识分子”类

　　通过大量走访，邹倪两人发现，参战的中国志愿者实际上来自世界各地。有从中国出发的，也有从法国、荷兰、美国出发的。来到西班牙后，他们被分配在不同的国际纵队，与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并肩战斗。    

　　倪慧如还记得一个名叫陈文饶的广东人。“他从纽约来到西班牙，加入林肯兵团。这个快乐的小伙子在战场上受过伤。最终，他战死在西班牙，还不满25岁。”

　　另外一个叫谢唯进的四川人也让她印象深刻。西班牙内战爆发时，谢唯进身在瑞士，已在英法德等国留学和工作了17年之久。上战场前，谢唯进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身边的朋友，只身来到西班牙，分配进入奥地利军团机关枪连，担任士官。    

　　“战败后，谢唯进被关进法国的集中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返回重庆，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从事秘密地下工作。” 倪慧如介绍说。    

　　如果要给书中记录的13位志愿军做一个归类，倪邹二人说，大致可分为“华工”类和“知识分子”类。    

　　倪慧如感慨，在“华工”类别中，有些人的经历非常奇特，如大字不识的刘景田和他的工友张瑞书。两人在一战期间被欧洲协约国招聘到法国，加入了将近20万人的华工队伍，为协约国赢得最后一战立下汗马功劳。战后，刘景田和张瑞书成为法国雷诺汽车厂的工人。西班牙内战刚一爆发，他们就报名上了前线。 

　　“知识分子”代表如湖南人张纪，上海复旦中学毕业，1918年赴美留学，大学毕业后在奥立佛矿场公司谋得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，本想一心融入美国主流社会。1929年10月，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盘，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，同时也将张纪的美国梦打个粉碎。几年后，张纪毅然参加了国际纵队。

　　但无论华工还是知识分子，书中记录的日后返回中国的中国志愿者，很难再次找到踪迹，谢唯进是个例外。  

　　在大陆的寻访中，倪慧如和邹宁远找到了谢唯进的养女谢进珍，更联系到其身在莫斯科的儿子谢弥东，借此了解到了更多有关谢唯进的故事。  

　　“‘文革’时，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，谢唯进也逃不掉屈辱。由于太太是苏联人，他被人叫做谢老修。1976年，‘四人帮’倒台，原本进京希望获得平反的谢唯进却被查出了癌症。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谢唯进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整理出了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资料，有两大箱，并在临终前交给了谢进珍。”

　　在这本书的扉页上，有一句话让人过目不忘———“相信‘四海一家’不是梦。”

　　（赵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