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19日宣布，劳尔·卡斯特罗不再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。

    劳尔现年86岁，会唱《东方红》，曾多次访问中国，结交了一大批中国朋友……

    “长发青年”曾低调

    1959年5月1日，新华社记者庞炳庵到古巴工作不久，第一次见到劳尔·卡斯特罗。

    那是古巴革命胜利后第一个“五·一”国际劳动节，首都哈瓦那100万市民涌上革命广场，庆祝“新生”。

    劳尔时年28岁，主持阅兵式；他与工会领导人和战友们挽着手，走在游行队伍前列。

    “与兄长菲德尔（·卡斯特罗）相比，劳尔的个子矮些，”庞炳庵介绍，“哥哥长脸、留着起义军战士标志性的大胡子；而他脸略圆、刮得干干净净。他有一头长发，用猴皮筋一系，披在肩头。”

    革命胜利初期，劳尔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；菲德尔则时常发表公开讲话、接受媒体采访。

    “劳尔不轻易接受采访。”庞炳庵说。尽管“曝光度”不高，劳尔与兄长一同“打天下”，在古巴民众中有很高的声望。庞炳庵解读：“这并非因为他是菲德尔的弟弟。革命时期，他所率领的第二纵队独当一面、战功卓著，为古巴革命胜利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。这是古巴人普遍的看法。”

    “传话人”推进中古建交

    庞炳庵见证中国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的全过程，后来成为新华社副社长。

    他对劳尔的一句“承诺”印象深刻。正因为那句“承诺”，中古建交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
    1959年7月，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古巴。中方希望了解古巴对两国建交的态度。当时，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10年，但地处美国势力范围的不少拉美国家仍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“外交关系”。古巴能否成为第一个“破冰者”？

    一场外国记者会上，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姚臻向菲德尔提问：“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希望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菲德尔简短答复：“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在争取经济独立中有共同的需要，古巴大部分人民支持这种需要，我希望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。”

    记者会第二天，劳尔私下会见中国新闻代表团，请姚臻向中国政府转达，希望中方派一名负责同志到古巴，做双方联系工作；待条件成熟时，可以在古巴建立中国大使馆。

    劳尔这番“传话”，令中方代表团心里有了底，中古建交正式提上议程。1960年9月28日，古巴成为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拉美国家。

    庞炳庵记得，会见中国新闻代表团后不久，劳尔还专门会见了中国广播代表团，“可见他对中国朋友的热情”。

    “取经者”打破国际惯例

    1997年11月，劳尔时任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，首次访华。出访前夕，他向中国驻古巴大使馆提出，希望将访华逗留时间定为18天。

    “作为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，访问一国18天之久，可谓打破了‘国际惯例’。”当时在中国驻古巴使馆担任政务参赞的刘玉琴回忆，劳尔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表现出强烈兴趣，“他是真心想考察中国的发展经验”。

    中方答应劳尔访问18天的请求，派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官员全程陪同。

    几个月后，劳尔邀请中国代表团访问古巴，向古巴党政军干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实践。刘玉琴记得，中方代表团在古巴十多天逗留期间，劳尔三次亲自宴请并且一有时间就陪同参观，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机会了解中国情况。

    “这同样超出‘国际惯例’，”刘玉琴说，正是这种办事方式，显现劳尔直入主题的务实风格和重情重义的率真品格。

    劳尔着手在古巴部分企业试点改革，鼓励多劳多得，为日后经济模式更新打下基础。

    “劳尔爷爷”唱《东方红》

    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”中国留学生寇顺超听到劳尔字正腔圆地演唱《东方红》片段时，“一下子惊呆了”，情不自禁地与其他200多名在场中国青年一起高歌。

    那是2008年11月18日劳尔陪同时任中国领导人在哈瓦那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时的一场“即兴表演”。寇顺超当时在古巴攻读医学专业，与其他医学院学生代表入座前排，既兴奋又紧张。

    古巴政府2006年宣布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学生提供单方面奖学金。那是中古建交以来规模最大的教育交流项目，数千人受益，包括寇顺超。

    “我们没想到劳尔爷爷会唱《东方红》，更没想到他的节奏和中文发音还那么到位。”寇顺超说，接触时间非常短暂，但“他开朗、亲民、愿与青年朋友交流的个性令我至今难忘”。

    其实，劳尔会唱《东方红》，是中国驻古巴使馆工作人员几乎人人皆知的“秘密”。刘玉琴回忆道，劳尔曾在多个场合主动领唱《东方红》，每每把气氛推向高潮，“更难得的是，他能背唱出三段完整的歌词！”

    朱婉君（新华社专特稿）